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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因此，可以说，在我国，承认区分原则为这种审批的区分说提供了合适的土壤。
(一)行政决策与执行的优化功能 信息在行政法上的地位和作用正日益提升。公益它不是静态的、既定的数目。
[27]参见[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15页。反观当下的中国行政法制，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行政法的利害调整机制，但在总体观念、实体、程序、救济机制上尚需参照行政法的利害调整功能作出种种扩充和变革。[11]举例而言，我国《环境保护法》第15条第2款，对国家环境质量标准中已作规定的项目，可以制定严于国家环境质量标准的地方环境质量标准。个人相对于国家的能动主体地位(请求保护、请求分享等)得以确立。为了提升行政决定的合理性，有时甚至还会邀请一定的专家和公众代表参与到调整程序之中。
[41]刘艺：《认真对待利益》，载《行政法学研究》2005年第1期。有时根据情况的专业性和复杂性，还需要行政之外的专家代表或公众代表，参加到行政过程中。(二)做出补充性完善的制度安排 在理性选择理论中，个人是一个主权者，这意味着社会现实中的一切事情都是人依据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理性原则来安排的，制度是旨在帮助个人实现效用最大化的工具，即它是用来解决理性主义中的集体行动问题的，是为了从这种集体合作中得到最大收益。
二、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分析监察委员会设立的制度化困境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是西方政治学的研究成果，与我国的制度建设还有一定的差异，存在分析理论和实践上的局限性。[6]在中国，监察权的有效行使是有条件的，即最高权力者是以身作则的，是廉洁的。另一方面，虽然监察委员会由人大产生并对其负责且受其监督，但是，权力机关对监察机关的监督实际上是一种宏观性的工作监督和法律监督，而不是常规性的专门监督，且由于人大代表制度自身也存在一些代表权限小、内部结构问题等缺陷，使得具体的监督机制还需要进一步调节各方力量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5]而中国的政治现实缺乏西方市民社会的公共精神，传统上也不认同个人主义的倾向，所以政治与行政的方向等偏向于集体主义的取向，也更需要具有利他精神的负责任公民。
最后，要制定《反腐败法》，从而为监察机关更好界定腐败形式及履行反腐败任务提供明确的法律边界。[3] 建立监察委员会的重要性体现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是国家监察制度的顶层设计。
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说，运用执政党机构和国家机构的力量来进行监察体制的强制性变迁，明显带有追求制度合法性的目标，是制度变迁中强制同构性的体现。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首先，执政者的领导与设立监察委员会的决策不能仅仅理解为执政党的自我利益选择与博弈，而应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人民的利益，其制度设计具有广泛的公共性基础。对于执政党群体，中国共产党需要强化学习理念、完善自我评估、结合道德教育与法律监督，保持党的先进性。《监察法》规定：监察委员会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而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行使当家做主权利的机关，这是争取民意和民主执政的具体表现。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领导核心，对于监察委员会的职责定位等有着系统规划、科学设计的责任。在我国追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情况下，社会利益的公平分配是制度建设的关键，这也是公共管理的目标追求，是区别工商管理的标志。《防止贪污条例》以1937年英国殖民时代的《防治贪腐法》为基础，并7次修改此部法律，全面确定了贪污调查局的职权、腐败的形式及惩罚、证人、腐败意识、没收腐败所得等内容，从而使贪污调查局在办案过程中对自己行使职权的目标、任务和边界明确清晰。(二)健全监察委员会内外监督体系 从理性经济人角度来看，监察委员会中的行动个体也是有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偏好的。
在监察制度变迁中，继承我和发扬御史制度的传统，既具有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特征，也是制度模仿同构的体现，这也明显体现了制度变迁的目标是追求合法性。另一方面，我国在理性制度设计中缺乏完备的监督机制，其有效性有待提高。
具体来看，可以从完善监督执纪过程中的程序监督、加快建立律师介入制度、完善社会监督体系、加强新闻媒体与社会舆论监督、强化上级监察机关监督、衔接好司法监督、不断加强党内监督等方面促进监察机制改革，保证国家监察权的持久公信力。[1]573-588以上的论述已经阐释了作为行动者的执政党、公民、监察委员会、其他公职人员在监察体制改革中的收益或者所受限制，可以发现，以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度量监察委员会的设立，可以称为是现阶段增进各方利益的优良机制，是我国当代政治体制改革中较为先进的规范模式。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是以理性选择理论为基础的，而后者指出任何社会现象都是受个人决策、行动、态度等的影响(个人主义)行动者主要关心自己行为的后果(利己主义)。一方面，在行为与制度的互动关系中，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分析难以契合我国政治传统的集体性、复杂性，也不利于社会公平的推进。新加坡打造世界一流清廉国家的最根本经验主要是三个：《防止贪污条例》、贪污调查局和公民举报。在监察体制改革中，需要警惕单一理论的应用，在加大反腐力度的同时注重社会公平的实现，即监察体系是整个社会反腐败的体制基础，需要保障公民有平等参与反腐任务的权利，同时切实落实法律执行的合理性。内容提要：建立监察委员会是我国监察体制改革的重大成就，是我国政治制度化、法治化进程的标志性事件。通过监察制度创新，整合腐败治理力量，扩充监察对象范围，丰富监察手段，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
现当代社会，中西方逐步加强监察机构的独立性建设，监察权呈扩张趋势，不同的是，西方的监察权被定位为权力制衡的手段，同时也具有相互扯皮、权力博弈的弊端，而中国的监察权相对力量薄弱，在监察体制改革中的自我监督能力有待提高，因为规则执行或执行过程中规则的不精确性、模糊性和自由裁量权程度都为监察官突破制度边界提供了空间。所以，对他们进行廉洁意识培育、优化整个纪检监察干部队伍有利于整个国家的廉政建设。
因此，各级监察委员会的成立实质上是建立了具有高度权威性的反腐败机构，纪委与监委合署办公，整合各种治理腐败等机构力量，将分散在党委、政府、检察院中的反腐力量整合在一起，加强了监察委员会反腐败的职能，提高了监察机关的地位，使得公共权力的行使置于严密的监察之下。此外，就个体对制度的塑造而言，即对于制度设计者来说，一方面，监察委员会的设立通过整合职能，提高了执法效率，并有利于降低行政成本[4]，符合决策者对于提高政治权威性、稳定性的理性动机和行为偏好，进而实现获取民意支持，保障执政党的合法性，从而实现从追求效率到追求合法性的目标转换。
行使国家权力的公职人员不只存在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所假定的功利化本性，还具有为政以德、执政为公的思想理念和行为原则。因而，个体在获取利益的同时也必须遵守制定好的规则、程序，尽管如此，个体行为依旧会有自由裁决权。
也就是说，宏观层面的政治结果需要从个体行动者的战略行为来理解，[1]573-588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为不连续的政治和制度变迁提供了一个个体的微观基础。其次，夯实法治基础需要实现监察委员会和司法机关的有机衔接，并明确党的领导地位和纪委与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的关系法律化、制度化、公开化，实现从严治党和依法治国的统一。监察体制的改革加强了监察委员会自身的权力，这就面临自身权力膨胀的风险，因此，全方位健全监督体系可以发挥制度对于个人行为的积极引导作用，优化策略选择，对监察委员会的良好运作有重要意义。绝对权力会产生绝对腐败，不受监督的权力就是绝对权力。
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框架，分析监察委员会的设立在行为策略、制度安排、期望机制、规范模式等方面的理论和实践优势，对其进一步制度化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的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就是效率与合法性目标相统一的证明。
我们也应该借鉴新加坡法治反腐的经验，以立法的形式全面确定腐败的定义、形式、惩罚、证人证据等内容，从而使监察委员会在监督调查处置腐败行为过程中有章可循。这一规范模式经过试点运行后，制定了国家监察法，组建国家监察委员会和各级监察委员会。
依据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可知，当每个个体为满足其自身偏好而行动，其结果很可能会产生集体行动的困境。之前，虽然许多地方党委规定了党内财产申报制度和公开制度，但是并没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对申报情况进行调查，制度设计仅仅局限于机构内部而缺少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片面追求反腐败工作的简单高效，忽视了对于公民监督权的公平性分配。
只有加强体制外的人民监督，才不至于陷入中国古代御史监察机构膨胀的怪圈，才能跳出古代中国腐败周期率的魔咒。监察委员会的设立是提高政治效能的主要措施，促进了我国反腐败工作的有效进行。由此，政治行为是复杂的，政治人不只具有经济人理性，还存在着利他主义的社会性，单纯的理性选择无法解释政治生活中超乎经济理性的行为方式。另一方面，反腐败资源的整合也方便了党的统一领导，如纪委负责人兼任监察委员会负责人，其强化党对反腐败工作领导的作用不言而喻。
一方面，从正式制度层面构建不敢腐和不能腐的制度体系，发挥看得见的手的功能。这就需要我们在适用这一理论框架的时候，既要保持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实用性，即以利益追求促进个体与制度的互惠互动关系，同时突破其局限性，并适应中国国情，增强宪政基础，以法治促改革，全面加强制度监督，健全多元化监督机制，优化执政党建设，最终建立腐败治理的有效监察体系。
而公职人员具有权力控制与追名逐利的偏好，在反腐制度严格的情况下，基于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更多地选择保守奉公的策略而非接受严重惩罚的非理性行为，从而减少腐败动机与现象。监察委员会的设立是我国监察体制改革的新突破，新设立的监察委员会独立成序列，并与政府平行。
(三)优化执政党建设 基于我国国情，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难以解释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政党本质，因此，监察体制改革的理论分析需要突破利益计算与选择偏好的假定，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其次，我国历来比较重视道德建设的意义，在法治化的今天，虽然德治已经不能成为主流，但作为我国政治传统不能被简单批判为历史的糟粕。